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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卫浴诚信建设】无诚信,路不远

发布于 2015-07-07
来源:广东省卫浴商圈
编辑:袁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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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

诚信是品德中的钻石。

诚信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我们可以将这一话题追述到人类文明的开始。她适应于东方也适应于西方,她是人类道德的基石。我们可以随手翻开任何一本历史典籍,没有一本不在褒奖一种美德,那就是“诚信”。

钻石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她的稀少、纯洁、来之不易。天然的钻石,是在地球形成之初的恶劣环境中,经过亿万年的时间沉淀形成的。就连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人造钻石,也要经过300万吨的高压力才可形成。而组成钻石的元素竟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碳元素,本质上和我们所见的煤碳没有太大的区别。

诚信是人品的最基本元素,但要耐得住寂寞,扛得住压力才有可能形成品德中的“钻石”。关于诚信的话题一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身上上演着。也许是生存的压力,也许是时代的扭曲,也许是环境的艰辛,也许是为了快速成长的责任,诸多的因素让我们告别了童年的单纯和心灵的净洁。

许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为生活所迫也好,野心也罢,反正很多人变得各怀心思,深不可测。无论高官、富贾、学者、平民,大都是如此。看过很多人因诚信丧失后的疲惫和悔恨,但是欲望驱使很多人已找不到过去,找不回初衷。

净心思,找回诚信,给亲人留下颜面,给后人留下念想,给自己留下尊严,给社会留下一个规则。中西文化中对诚信的差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悠久的诚信传统文化,对于诚信观,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都强调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但对于这两方面的侧重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诚信观更注重于自律,而西方传统诚信观更侧重于他律,比如法律制度的制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这就涉及到诚信观的历史起源问题。

1、中国传统道德观中的诚信

诚信无欺、讲求信用,构成为人处事的根本道德标准。首先对诚信概念进行词源学考察。中国古代很少将“诚”、“信”合为一个词,而是对“诚”和“信”分别作了具体的分析。《说文解字》释“诚”:“诚,信也,从言成声。”《礼记•乐记》说:“著诚去伪,礼之径也。”至于信,《说文解字》云:“信,诚也,从人言。”“信”在《辞源》中有两种主要的解释,其一为“诚实,不欺”,其二为“信从,信任”。东汉刘熙撰《释名》指出:“信,申也,相申述使不相违也。”其意思是说,人们的行为应当是其言语承诺的相应延伸。由此可知,诚与信可以互训,也就是说,诚即信,信即诚。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诚信的道德要求是对人终身言行的要求,是一种人们处于任何环境,面对任何问题时都必须遵循的准则。

“诚信”又是可以超越时代和社会而存在的,且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诚信”的思想内涵会历久弥新,焕发出应有的魅力,发挥出其调节社会伦理关系的作用。总之,中国儒家传统的诚信观就是以“诚”为内心信念,讲求信用。简单而言,即,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睦,业无诚信不兴旺,国无诚信不稳定。

2、西方的诚信观念

诚信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一个是基督教文化中的诚信观,另一个是古希腊文化延伸出来的契约伦理。大多数学者认为诚信观念发源于古希腊,兴起于古罗马,体现于商品经济活动中,是契约的基础。

基督教的诚信观存在着一种自觉自愿的动力,这是一种甘愿受压力的自由,宗教教徒尤其是基督教徒的诚信获得了大众的一致认同。为什么基督教徒有如此坚定不移的诚信观,基督教伦理反映出在基督教信仰中,基督徒关于自由意志与寻求终极价值之责任感的体认,是人之共存所需的底线伦理或基本伦理与基督教信仰理想或至高境界之结合。

西方诚信思想的另一个源头即古希腊文化延伸出来的契约伦理。诚信原则在这个契约伦理里经过发展,一方面成为固定的法律制度规定下来,另一方面形成近现代的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腊的柏拉图将诚信视为交往与买卖的原则,“货物的交换在固定的地方进行,不能赊欠;交换时不能掺假,掺假是一种虚假和欺骗。”而这种诚信交往的商业行为,最终是达到一种社会的正义。在罗马共和时期,希腊的辩证法传入罗马,罗马法学家引入了辩证法推理,并将其运用于罗马现行的法律制度之中。罗马帝国商品交换已达到了空间的规模,商品经济获得充分的发展,导致商品交换关系的纷繁复杂,给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逐一立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果当事人心怀恶意,法律总有漏洞可钻,为确保商品交换关系的顺利进行,罗马法不得不产生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借助当事人的诚实、善意和合作精神以履行契约,以诚信要求补充契。

约条款的不足,以诚信诉讼维持商品经济所要求的公平。现代意义的诚实信用原则的两个方面——诚实信用要求和自由裁量权,都已萌芽于罗马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形成了商业习惯。

中西合璧建立新的诚信体系

在转型年代特有的急功近利、价值缺位、法治滞后的驱使下,诚信缺失成为唯利是图的亲密伙伴, 抛开无良小贩,即使大型国企、知名外企都不断挑战良知和法律底线,生产有毒的奶粉和过期鸡肉加工的汉堡,又加剧了全社会对商业的不信任。

就拿最近社会现象来说:克强总理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以来,全国上下创业大潮一时风靡,仿佛神州大地正步入千古难寻的大好时机, 然而, 真是这样吗?潘石屹的SOHO3Q潘谈会上讲过,时下中国平均每分钟就有7个创业公司成立,而真正成功IPO的创业公司只有17万分之一,许多人以为,有个好的点子,忽悠几个投资人,做一份华丽丽的商业计划书,再找个PE包装一下,对外宣称有多么强大的优势,多么颠覆和多么互联网思维,就是万众创新,就是创业,然后就坐等一夜暴富,这首先就是一种不诚信。

弗朗西斯·福山在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华人圈归于低信任度社会,症结在于缺乏社会的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除了PK,似乎没有有效化解矛盾、重建信任的基础。

当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脆弱甚至缺乏,权力扮演着重建社会互信的重任。可惜政府本身改革任务繁重,权力寻租频仍,导致贪腐丛生,加剧公信力下降,反为社会整体不信任推波助澜。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关键的在于依法行政无疑切中要害。因此,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的含义不仅仅是对企业减负,而应立足于建立企业乃至社会依法自治的新型制度模式。

当然我们要继承传统诚信观,但在当下社会,地球村时代,经济已经市场化、国际

化、多元化; 文化已多元化; 生活已全球化。我们是需要传统的诚信美德,但我们也需要可以适应当前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我们要在实际运用中多方寻求合理资源、扬长避短。为了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中国传统诚信观需要进行一次现代化的转型,与西方契约诚信结合,以弥补传统诚信观在他律方面制度不足的缺陷。

对于我们的传统——诚信自律,应该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与他律进行有机的与最完美的结合,进行适应现代社会的转型。对于契约的保障,一方面需要人们的道德自觉,但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外在的强制性制约。

没有力度的监管形同虚设,没有利益的服务无法引流,没有约束的诚信毫无压力,没有诚信的企业不可能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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